徐梦秋 的博客

       今天，厦大所在的思明区选举“人民代表”，我没去，因为我不知道候选人是谁，也不知道候选人是怎么产生的，更不知道候选人若当选了要为选民做什么。我不想被愚弄，不想为假民主捧场。没想到临近中午的时候，单位办公室有人打电话来，问我为什么没去投票，我说雨下得太大了，去不了。她说可以委托别人投。我说不必了。她又说如果无人得票过半数，选举就无效，还得再投一次，多麻烦。不得已我问她候选人是谁，她说了两个人的名字，我随便点了一个，让她替我投。我就这样为假民主又捧了一次臭脚。这一生已经不知干了多少回这样的蠢事，好不容易要勇敢地自主一回，没想到又一次被“民主”了，被“当家做主”了。

       无独有偶，我爱人单位的办公室也打电话来，让她去投票。后来又发

      昨天是教师节，厦门大学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。大前天校方开了个教师代表座谈会，有个副校长说了些应景的话，算是官方对教师节的敷衍。还有就是放了几场免费的电影，每人发150元过节费，够买一盒月饼（厦门市给每位教师也发了150元）。最善于搞形式主义的宣传部连横幅也难得挂一条。有的老师不满意，把中国矿业大学和暨南大学校方给教师发过节费的通知（两校的过节费分别为2000元和1000元）转帖在厦大bbs上，校方没有任何反应。

       我所在的院系完全忘记了有教师节这样一个节日，既没有任何活动，也没有任何口头和物质的表示。团组织、学生组织统统装聋作哑，本科各年级学生也没有人想起应该向老师问个好。在官本位的社会，官员漠视教师是正常的，但学生也如此冷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谋  生

    先说说本人的一段往事。 1974年夏天，我下乡到福建省安溪县龙涓公社长塔大队务农。当时正值抢收抢种的大忙季节，每天天刚蒙蒙亮，我就随农民上山割稻子，摸黑才回来。在三伏天的烈日下，我天天泡在水田里弯着腰割十来个小时的稻子，收工后还要挑一担百来斤的湿稻谷，走十几里山路才到家，累得快散了架。到了冬天，田里结了一层薄冰，老人烤着火笼还直哆嗦，而我们仍要下水田挖泥巴糊田埂。手脚裂了十几道红红的口子

    少年时代、青年时代，我学雷锋给老人让座。现在我也老了，却没有人给我让座，因为他们没人可学。我们的时代，是前进了，还是倒退了？经济扩张和道德沦丧的二律背反还真让我们赶上了，真真是开眼了。

     我担任系主任期间，曾邀请两位美国教授来厦大讲学。这期间我让一位研究生带他们到鼓浪屿走走。这位研究生回来说了一件令人唏嘘的事。他们在码头上看见一个挑鱼货的渔妇摔倒了，小螺丝、小杂鱼洒了一地。路过的中国人一个个视而不见地走过，而那两个老外却蹲下来，帮这个渔妇把鱼货捡回筐子里。这件事发生在号称精神文明建设模范城市的厦门。

 《规范研究文库》的第一部《规范通论》（53万字）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把文库的总序发出来，作为引子，盼同好者关注。 

   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，关于规范的种种问题，一直在我的心中盘旋，并且渐渐地成为我思考和写作所环绕的中心。

   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。首先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界关于自由的本质所发生的激烈争论。当时，有的观点认为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，是对规律的认识和利用。有的观点则认为自由有两种，一种是相对必然和规律而言的，另一种是相对规范而言的（如法律自由就是相对法律规范而言的），不可混为一谈。这一争论引起了我的思考：自由真的能分成并列的两类吗？如果能，相对于规律而言的自由与相对于规范而言的自由，有什么区别与联系？规律和规范的关系如何？自由、规范、规律三者的关系如何？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萦绕于心，把我引向对规范的思考的深处。

《规范研究文库》的第一部《规范通论》（53万字）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把后记发出来，作为引子，盼同好者者关注。

五十多万字的《规范通论》，终于完稿了；历时近二十载，其间甘苦难以言表。但此时，我的心情，却出奇的平静。既无达致目标的喜悦，也无如释重负的轻松。为什么如此？可能是因为磨得太久了，一切体验都归于平淡。

做哲学一般有两种方式。一种是对哲学名家的思想进行阐释和发挥，起到传播、传承和发展的作用。还有一种是从历史和现实中提炼出哲学问题，运用某种范式与方法，开展独立的研究，提出有创见的思想、观点，甚至理论体系。第一种方式的工作我在做，但更多的精力是用

    如果爱因斯坦在中国，他的工资会是多少？会超过垄断大国企的一个中下层管理人员吗？

    如果爱因斯坦在中国，政府会给他配车吗？就像一个县科委主任那样，出门屁股会冒烟。

    如果爱因斯坦在中国，他会削尖脑袋谋个官当吗？就像时下的许多大学校长那样。

    如果爱因斯坦在中国，老了会像史学泰斗刘起釪那样悲惨吗？

    在这样的国度，年轻人会以爱因斯坦还是陈冠希为偶像？

   说什么建设“创新型国家”，还是洗洗睡吧！

附：

 《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》，《中国青年报》2011年3月2日10版，作者：林天宏

刘起釪一直觉得自

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；

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；

一个人说点假话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；

一个人说点真话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说真话。

所以，人是什么？“一半是野兽，一半是天使”。

现在的大学生很现实，上大学的目的就是毕业后找到一个好工作，好工作的首要标志就是工资高。10年前、20年前的大学毕业生，特别是国家重点大学的毕业生，找到一个这样的好工作是不成问题的。

但是经过高教大跃进的几轮大扩招，大学毕业生炙手可热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下降，而且“被就业”的很多。就业统计数据泡水、掺假，膨胀了很多，这是我亲眼目睹的。

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，被许多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媒体大肆渲染，在大学生和学生家长中生成了一种集体神经症——就业焦虑症，而且在迅速蔓延。不仅临毕业的学生焦躁不安，就连刚入学的学生也惶惶然。就业焦虑症已成为同学们大学四年挥之不去的梦魇。

我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有一门课叫做“自然科学基础”。这门课的授课老师有生物系的汪德耀教授(民国时期曾任厦大校长)、数学系的李文清教授(陈景润的老师)、化学系的张乾二教授(中科院院士)等。

汪德耀教授给我们讲达尔文进化论，他结合丰富多彩的生物发展史把进化论的基本原理，讲得清楚明白且生动活泼。特别是他在课堂上一会儿蹦出一个英文术语，一会儿蹦出一个德文术语，一会儿又蹦出一个法文术语，把我这个刚入大学的小青年，震得目瞪口呆，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名师。

李文清教授给我们讲系统论。为了让我们这些文科生听得懂，他以《资本论》为例，用一张图把《资本论》这个大系统所包含的各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，一目了然地展示在我们面前

最近，关于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，可是沸沸扬扬，但我觉得很不靠谱。主张去行政化的人们认为，只有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才能使大学复归本色，使教学科研按其内在逻辑来发展。而校长们则认为，在实行官本位制的当今中国，大学没有行政级别对外不好办事，争取不到资源。我认为，即使去掉了大学校长们的行政级别，如果他们还像现在这样刚愎自用，称王称霸，高等教育也还是没有指望。

行政级别只是高校官僚化的表面现象，只有彻底克服高校一长独大这一致命伤，中国的高等教育才有救。

当前中国的行政系统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一长独大，一把手的权力除了上级谁也不能制约。而高校一长独大的状况比地方还要严重，这并非言过其实。我们以京外重点高校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说话，噤若寒蝉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随时都有落下来的可能，事实上也经常让人猝不及防地落下来。那时候，大批的读书人被打成右派或流放到五七干校，甚至劳改、判刑、枪毙。在这种动则遭咎的险境中，保命是第一要务，不敢讲话是很自然的。对此不可过于指责。

八十年代以后，言路渐开，言论自由的环境尽管仍不尽如人意，但已逐渐宽松，与当年确实不可同日而语。读书人被大规模流放、迫害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，时代确实在前进。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高等院校的绝大部分知识精英却得了失语症，变成了没有阳气的公公，变成了被圈养的家犬。在关乎大是大

文化革命前，我父亲担任泉州市委财贸部长。前几年，他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：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，中国陷入全国性的大饥荒，饿死了很多人。有一天，泉州市委书记姜瑞峰的夫人去找市委分管财贸的王副书记，告诉他姜书记得了肺病，比较严重，医生要求给他增加营养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即使是市委书记也是三餐粗茶淡饭，还不一定能吃得饱，用什么来增加营养呢？这位副书记考虑了半天，找到了我父亲，要求他处理这个问题。我父亲只好向商业局要了一张猪肝票，交给副书记，让他转给书记夫人。凭着这张票可以在国营的肉摊上买到一斤猪肝。书记夫人

去年底，我在厦门郊区的一个楼盘买了一套房子。前几天为了装修的事，我又到了那里。那天恰巧有新盘推出，来了许多买房的。其中有一批温州炒房客，一下子买了几十套，让我真切地领略了原本只在媒体上听闻的温州炒房客的凶悍。

这批炒房客中有一位是我在这个楼盘的邻居的朋友，他一下子就买了五套。手续办完后，他就到我朋友家喝茶。他们坐在湖畔绿荫下的茶座边，沏茶、品茶、聊天，我正好走过去，他们看到了就招呼我过去坐坐。我也走累了，便欣然落座。

此时，初春午后暖

    我关注房市很久了，一是因为想买房，二是因为房市是当代中国各种基本矛盾的聚焦点，是几个主要利益集团博弈的主战场，通过房市这个水晶球能够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的本质。

    经过几年的观察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中国的房市就是一个动物世界，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。卖房的是狈，卖地的是狼，银行是狐狸，买房的刚需是牛羊，炒房的和无良中介是叮吸牛羊鲜血的牛虻，房市政策的制定者是驯兽师。驯兽师实际上是策划马戏如何上演的决策者。去年他鞭子一挥，让房市狂舞，今年又一鞭抽下来，摆出让房市趴下的架势。驯兽师有绝对优势吗？他有危险吗？狼狈们会反抗吗？牛羊们会听任吞噬吗？他本来应以何为本？事实上他以何为本？他既怕亿万刚需造反，又怕银行垮掉，财大气粗又有内线的开发商也不是好惹的，地方政府更是与他十指连心。难啊！走钢丝太难了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！